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趋势

发布时间: 2013-10-18   浏览次数: 302

邓志强

1.“二代们”的代际流动:继承性越来越强化

代际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一般以职业等作为地位特征,以父母和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它地位作为比较的基点,考察第二代人(子女)与第一代人(父母) 相比,看社会地位有无提高,从中找出引起或未引起变动的原因和规律。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

从形式上来看,公开招聘、考试制度、选举制度、公开招标等体现了公平。然而,因为官二代、富二代等在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上占有优势,他们往往更有机会向上流动,进入精英阶层。而农二代、穷二代则因资源和人脉的不济,“赤手空拳”,努力在城市社会中拼搏,在看似有很多机会的舞台却很难找到自己的角色。青年的社会流动代际继承性之所以越来越强化青年的社会流动代际继承性之所以越来越强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阶层流动与资源紧密相关,阶层流动意味着社会成员由此位置转换到彼位置,而不同的位置所包含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各不相同,因此,阶层流动的实质就是资源占有情况的变动。在一定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许多资源会被垄断,积聚在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手中。如果社会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大,不同阶层的父辈们将资源用于其子女的差别可能就越大,从而导致二代们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就越大。于是,青年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性增高,向上社会流动趋少。

第二,原先制度的惯性作用。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政策,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其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也越来越明显。当前,这些制度在改变,但其惯性作用依然存在,而且官二代、富二代的父辈们是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惧怕权力丧失和利益的弱化。因此,他们通过现有资源使其子女固化于阶层,以家族式复制和延续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比如,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断裂。因为户籍的不同,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特殊资源,而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城市居民诸多的权利和资源。因此,农二代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成本提高了,通过后天的努力而获取与父辈不一样的职业的阻力增大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导致社会各阶层固化在各自的相应位置。

第三,家族观念的持续影响。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理论,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费孝通称之为乡土社会结构。他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地推出去,也愈推愈薄。因此,中国社会依然是以家庭及其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家庭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而民二代、农二代、穷二代的家庭与阶层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缺乏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经济资源,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必然会缩窄。

而且,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维护、延续和扩大自身利益,他们会结成同盟,并且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他们的网络。二代们的代际流动的继承性越来越强化可能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体制内二代”就会形成思维定势:生活不用愁,工作不用愁,困难不用怕,反正父辈会安排一切,无需担心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而“体制外二代”就会产生思维逻辑:一切都靠自己的奋斗,但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2.“二代们”的代内流动:流变性越来越弱化

代内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所经历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传统社会流动研究常常是以代际流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阶层流动模式和路径。其实,纵观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机制不一样,其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家庭的经济资本在1949 年以前对个人的上升流动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在1949 年之后是一个不利因素;再比如,家庭和个人的文化资本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个人的上升流动不发挥作用,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则是最重要的流动机制”。因此,仅仅分析代际流动,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流动模式和主导机制。而且,在分析当前“二代们”的社会流动,代内流动分析比代际流动分析更有意义。当下“二代们”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越来越弱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制外二代”的代内流动率虽高,但向上流动的概率小。农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不被城市所接纳,徘徊在城乡之间的边缘地带,很难融入城市生活。比如,李某,27岁,男,大专文化,来自湖南湘潭,在长沙已经打工3 年,从事餐饮业,以前在上海做保安1 年。20 世纪90 年代,其父亲就在长沙打工。没有户口,意味着李某不能享受到长沙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社会资本有限;每月2000 多元的工资,买房想当“啃老一族”都不够条件。李某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农二代的典型写照。与父辈相比,农二代有显著性差异: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单纯谋生向体面劳动、尊严生活转变;由养家糊口向谋求自身发展、实现自我价值转变;由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而且,近年来一些农二代通过自学或上夜大培训方式,不断拼搏,流动的机会增多了,社会流动率提高了,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父母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较少,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农二代等“体制外二代”的社会流动量虽然比较大,流动率也比较高,但流动方向还是属于同一层面,或是“短距离”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在差别性不是很大的阶层之间流动。

第二,“体制内二代”的代内流动率较高,且向上流动的机会多。“体制内二代”背后有着强大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力支持,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

当下青年群体出现的阶层固化现象,是先赋性因素主导了“二代们”的社会流动路径和方向。但青年的阶层固化只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过程”。只要通过制度改革重构利益格局,打破资源垄断的局面,实现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和共享性;只要通过社会改革重建社会流动机制,改变社会流动路径,实现社会流动的现代化和正常化,青年的阶层固化现象就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青年的阶层固化: “二代们”的社会流动》,全文约8000字;作者邓志强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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