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组织化问题的思考

发布时间: 2013-10-18   浏览次数: 475

黄国雄、田秋芹

(一)要注意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现象

据深圳一项有关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显示,只有19%的人认为自己参政渠道“畅通”,而有37.7%35.5%的人认为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一般”和“不畅通”,其中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参政渠道“不畅通”的高达55.6%;政治参与的途径一般是“参加社团和行业组织”,比例为51.9%

由此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表面上很多,实际起作用的渠道很少,并且相关的制度未能法制化,常常只围绕着党和政府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要求新社会阶层起配合作用。这种带随意性和偶然性的政治参与体制就造成新社会阶层缺少有效途径将其积极愿望和正当要求及时纳入党委和政府决策过程,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行为的无序,最终导致新社会阶层对整个政治参与体制的信任程度下降。这样,一方面是新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是政治参与的渠道的不完全畅通,从而使得部分新社会阶层不得不寻求制度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导致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时有发生,对我国的政治参与制度和现行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通过金钱与权力的结合,或通过和政府领导人的单线联系寻求政治上的代言人,或通过重金拉拢腐蚀干部以求得经济上的特权,或通过长期培植权力获得特殊利益空间后反哺权力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寻租”,它是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直接引线。

(二)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倾向及其组织化程度

目前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一种表现是,私营企业主积极参加工商联、妇联、青联等政治性团体。这些团体处于我国决策层的外围,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组织参与的表现形式就是行业协会。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和重新组合,社会阶层之间界限的逐步清晰化,阶层利益要求的同质性和明朗化将使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独立意识和阶层内部认同感得到加强。团体意识的觉醒和更大的利益要求将使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得到提高,他们组织自己的行业协会和商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温州商会。温州民间商会在发挥其规范市场行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功能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代表机制,由此而大大促进了该阶层的利益组织化程度。通过民间商会这一组织化载体,大大地提升了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政治参与层次,不仅可以平等参与商会内部治理,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

从政治参与主体角度看,政治参与可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两种形式。个体性参与属于政治参与的低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低,往往带有个人性、分散性的特征,组织参与则属于政治参与的高级阶段。从总体上讲,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于其从事的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差异,虽然有社团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组织,如私营企业主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律师协会等,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组织化的程度是非常弱的。他们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形成一贯的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对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反应,只涉及个别或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针对多数人或普遍性的利益需求,很少触及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性和战略性决策,基本上处于一种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表现出政治参与很强的个体性特征。导致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原因:一是由新社会阶层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二是由于新社会阶层成员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组织依靠;三是由于新社会阶层的自治组织功能弱化。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显示,私营企业对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的改革呼声较高。在问及当前有哪些因素在制约行业组织健康发展和正常发挥作用时,持相同意见最多的是“行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政会不分,难以代表企业的利益”,占48.9%;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转移不到位,行业组织职能不健全”的占44.1%。

(三)探索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

在现代社会, 公民单个人的力量比较渺小,要想取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必须要通过组织的力量。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是有序化的基础,只有组织化的参与才可能是“有序”的。作为新社会阶层共同的组织形式,目前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只是政策意义上的概括和归纳,并不能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组织形式。从2007年起,山东、湖南等省相继成立了新社会阶层联谊会,作为融合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的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实现机制的组织形式;20084月, 重庆市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简称新专联)”,新专联具有统战性和联合性,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为新社会阶层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途径。“新专联以创建引导型、服务型、创新型人民团体为目标,切实履行政治管理和综合服务的职能”,给新社会阶层搭建了参与社会管理、民主政治建设、参政议政的舞台。还有的地方尝试着建立和完善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各类同学会等活动平台,搭建起与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保持经常联系的桥梁。这些探索对探讨如何实现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我国的实践而言,对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组织化的问题可以分两步:第一步,在现有基础上,整合、完善各行业的组织,健全相关的机构和制度建设,使各行业组织真正成为行业利益的代表,表达行业的利益诉求,逐步提升和增强行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组织化程度。例如:对依赖政府有关部门的现有各类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应彻底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目的,增强其独立性,并且逐渐增强各类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在“代表本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维护合法权利”、“协调同行业企业的经营行为”、“加强企业与政府有关方面的沟通”的各方面作用。对各级工商联,要充分发挥他们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在法律咨询、政策解读、管理培训、市场营销、信息中介、疏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制定行业的管理规范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步,对各行业组织进行整合,建立一个涵盖新社会阶层的统一的组织(如“新社会阶层联谊会”),作为各行业组织的统一的组织形式,由各方面的人士选举产生,对内协调新的社会阶层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外以新的社会阶层的名义,代表整个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各项活动。

 

(本文源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关于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若干问题》,全文约8000字;作者黄国熊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秋芹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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