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

发布时间: 2013-10-18   浏览次数: 239

何其敏

    在社会整合的意义上,分工和社会范畴能否实现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的平衡取决于个体的认同。而社会化所构建的身份,并不等于人们对这个身份的自觉认同。“在任何给定的社会参照框架之中,那些与个体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最‘吻合’的社会范畴”将会成为个体优先的选择。在社会规则的身份指标与具有社会范畴身份的自觉认同的互动关系中,认同理论更强调,认同不仅仅在于人们知晓自己属于特定的群体,而且也能够感知到自己获得的群体资格所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如果这些价值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就会改变传统的社会行动规则。

    一方面,作为社会分工的分化类型,社会范畴(类型)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有多种社会范畴供人们选择;另一方面,人群亦具有多种身份、多样的认同,在增强群体归属感的同时,可能因排外带来对社会整合的威胁。但社会整合过程并不是要清除分化,而是实现个体、群体、社会的上下关系的协调,最佳的社会功能应该是变化与稳定、或者分化与整合之间的无法化解的张力和永恒的辨证性的结果。因此,社会发展需要平衡的就是不同认同之间的关系。认同问题的研究就是对不同认同在社会结构中关系的理解,它们涉及社会、群体、个体身份的边界建构与互动。

       边界建构与互动之一,在个体层面,宗教身份使人类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获得稳定的依靠;在社会层面,宗教身份的社会性就是稳定的集合体,它通过保持共同的基本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抵御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成员的潜在威胁。对身份依靠的稳定性期待,又必然导致个体需要保持与社会的关联,形成对社会整合的依赖。因此,个体认同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对社会既定范畴的认可、进入、自觉,个体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是彼此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此而言,在宗教认同中,群体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一方面,宗教群体通过表达对“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见识将自身从一个更大的、具有多重异质性的社会体中清晰地勾画出来,并且通过服饰、语言、生活方式等符号划分群体内外明确的界限以巩固群体内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各种宗教传统也都有通过对人类生活终极目标与日常行为之间关系的选择性解释,以融入生活的方式保持着与世俗社会秩序的密切联系。在伊斯兰教中,“穆斯林”意味着“服从”真主(安拉)的意志,伊斯兰的学说与伊斯兰的教法被看作安拉意志的不同体现;佛教通过确信世俗生活不可能确保持久的和最终的幸福,表达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诸宗教传统的说教将个体的和集体的人类生活秩序化于一个意义系统之中,并以适度灵活的机制(如允许教派的存在)保证个体自我的满足得以寄托在群体的目标上,达成宗教认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认同与世俗社会的认同并非是对立的关系,群体认同与个体认同、社会认同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宗教群体成为了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缓冲中介。

       边界建构与互动之二,维护个体→群体→社会递进认同的相互关系的稳定性取决于社会现实的种种关系导致的认同层面的张力。如张海洋教授的分析,社会结构伴随个体、群体、社会认同的层级系统,还有横向的文化网络的社会认同层面,宗教认同在个体、群体、社会链条上的分化与整合的作用还难以代替在平行结构中的分化与整合的关系,比如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汉斯·莫尔也指出,在与宗教身份非常相似的社会范畴中,种族/民族群体身份也是具有缓冲作用的一个社会范畴。他认为,与教派一样,很多种族/民族群体也趋向于将自己的身份神圣化。但是,和教派不同的是,它们一般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宗教信仰现象的研究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起源决定了民族文化中宗教性的强弱,以及对民族不同要素的影响。在族群内部,语言、文化模式或生计方式等综合原因才是构成该群体认同的重要力量。即与民族认同有重合则宗教认同的程度强,反之,则弱。这个过程既是宗教本身的一种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人们对宗教文化的一种选择。在这种调适和认同的基础上,宗教与本土文化、某一宗教与其他宗教就能共存于一个空间。本文并无意深入探讨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只是借这个话题提出我们研究宗教认同的目的———协调多种认同的关系实现社会的整合。

       边界建构与互动之三,人们的基本活动同人们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认识和定义有关。宗教认同的改变或者选择与社会身份系统发生变化有关,而社会身份系统(即社会范畴)的变化通常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动与整合,新的认同的建立常常意味着旧的认同的削弱或者消失。“当执政者不再使用超自然力量来巩固政治体制时,在民众心目中,仪式性象征物和仪式不再具有支撑政治体制的功能”。科学的冲击是削弱当代中国宗教力量的主要因素。科学以怀疑主义和经验知识为基础,与此相对的宗教则以信仰和非经验的想象为基础。”在今天,社会以打破既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取向而快速发展的时候,“一个群体期望自己处境得以改善的机会,以及对此所执的观念,其程度大小影响着他们将要支持何种类型的教派”。当然,也会决定人们是否需要借助或强调宗教身份、或加强宗教认同,以实现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机会。

       当多元化发展使得原有的社会建制失去了整合的功能,于是需要社会建制做出适应性转型,形成组织化社会的新的内聚力量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国家组织、正式法律规则、社会民意、乃至成员认同,都可能创造、确立、维护,或者相反,消除、破坏某种身份系统,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重新配置,使某一部分社会身份获得相对较优越、或相对较弱势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权威资源的政治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意味着,身份差异和边界的存在不是不可改变的,身份的内涵,认同的倾向能否协调有国家建构的责任。强调宗教核心层面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立,还是强调有差异的认同在其他意义层面的重合都是一种建构性叙事。当文化认同还是社会发展助力时,协调不同的社会范畴,特别是容易与社会整合发生冲突的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不同的认同群体以协调不同认同群体的关系,以舒缓社会诸范畴之间的张力,使社会秩序实现重组并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本文源自《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 原文约5000字;作者何其敏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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