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地工作通讯2012年第1期

发布时间: 2012-10-08   浏览次数: 373

 

    
 
重要活动
研究基地连续三年荣获全国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流动杯”
研究基地召开年会与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研究基地联合召开研讨会
研究基地召开“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形式与任务”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沙龙论点
统一战线要在基层要创造平等、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张乐天)
 
论文摘编 
民主协商:中国民主的形式(林尚立)
高校统战部机制设置与工作状况调研(王小林 肖存良 陈莉)
 
工作日志
 中央统战部尤兰田副部长来沪调研并与研究基地专家座谈等五则
 
 
 

 

重要活动
 
研究基地连续三年荣获
全国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流动杯”
 
2011年度,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在统战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连续三年荣获了全国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流动奖杯。
2012年1月9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研究基地工作会议在上海宾馆举行,我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荣获2011年度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研究基地“流动奖杯”和“成果奖”两项大奖。研究基地主任、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在会上汇报了研究基地2011年来的主要工作。中央统战部对研究基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统战部政策理论研究室主任唐显凯为研究基地颁奖。研究基地“流动奖杯”经过投票选举和量化考核产生,并颁发给全国十一个研究基地中综合成绩处于前两位的研究基地。研究基地“成果奖”颁发给全国十一个研究基地中研究成果最多的两个单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获奖是我校研究基地连续三年荣获全国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流动奖杯,根据评奖规则,我校研究基地连续三年获得流动奖杯之后将永久保存该奖杯,这是我校统战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见证。
 
 
研究基地召开年会并与江苏省委统战部、
江苏研究基地联合召开研讨会
 
2012年2月28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2011年年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研究基地主任、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出席会议并向各位专家传达了全国统战部部长会议和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年会的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基地秘书长、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王庆洲汇报了研究基地2011年来的主要工作,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向各位专家介绍了研究基地2012年的工作规划。研究基地顾问和专家40余人参加会议。各位顾问和专家对研究基地去年以来获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纷纷表示将积极参与和支持研究基地的各项工作。
作为研究基地年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月29日,研究基地专家赴南京与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研究基地共同召开了“新形势下统战理论研究与政策发展” 研讨会。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江苏研究基地副主任周和平与研究基地主任、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由林尚立副校长主持。上海和江苏研究基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统战理论研究与政策发展”这一主题作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和交流。会议认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要处理好小与大、上与下、点与面、新与旧、统与容、道与理、利与义和内与外等八对关系,推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发展。
研究基地召开“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形式
与任务”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2012年3月27日下午,研究基地召开了“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形式与任务”统战理论研讨沙龙。沙龙由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与来自上海市青浦区委统战部等一线统战工作者共同探讨了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王庆洲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工人有四种存在:第一种是基于雇佣而形成的个体化的存在,第二种是组织化的存在,如企业和单位中的工人,第三种是联合性的工人存在,如大工会。第四种是阶级化的工人存在,这取决于政党。现在的工人是以个体化的工人占主体,个体化的情况下要成为统战对象不可能,成本太高,这意味着中国要把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就要从自在变成自为,要有对工人整个群体的组织资源、体制资源、制度资源的供给,供给不足,就会产生制度形态的变化。
 

 

沙龙论点
 
统一战线要在基层要创造平等、和谐、共生的
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
张乐天
统战工作新时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基层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的统战需求以及统战工作下沉:第一,新时期统战工作必须下沉。毛泽东时代基层不要统战,农民秩序自然会形成,传统农业不需要统战,有自然机制,就是人民公社的村队模式,但是今天在基层社会,不去做工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今天基层统战工作要下沉。第二,统战环境变得多元与复杂,基层社会的构成非常复杂,上海仁恒滨江小区有48个国家的人员住在那里。今天我们统战的环境非常复杂,统战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抗美援朝目标很清楚就是抗美,今天面临的一个统战环境就是复杂,目标太多元。第三,今天统战工作理念和方法面临创新,创新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共执政后作为执政党去做统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能以平等的方式去做统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是居高临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统战理念和方法的基本要点就是要强调平等与互相尊重,包括沟通与理解,包括宽容与合作。第四,最近看了上海1974年上访的信件及其批复,发现大量的上访信件是反映旁边的人投机倒把你为什么不抓,假如说我们要把统战放到基层点上,统战要在基层社会中创造一种平等的、和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气氛,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才有好处。也许统战在基层社会中要创造平等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建设,唯有这样的统战也许对整个发展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作者系研究基地专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这是作者在研究基地年会上的发言)
 

 

论文摘编
 
民主协商:中国民主的形式
林尚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有明确的说法: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都明确各级政权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1982年的宪法更加明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政体的形态,《共同纲领》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十分具体的阐述: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从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政体安排来看,这个制度设计与现代政治原理没有任何冲突之处。但是从现代民主的逻辑来看,这些原则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与冲突,即民主与集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37年底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曾将这个问题提给毛泽东,毛泽东给出了如下回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1]在这里,毛泽东在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的框架中很好地解决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内在关系,将现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度民主与现代国家所需要的高度集中有机统一在一起。这个高度民主是中国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根本要求;这种高度集中是中国这样大型的国家实现有效整合和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将基于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的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与基于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需要的民主与集中制的统一混同起来,结果就将民主集中制抽象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统一。在党领导国家的政治形态下,这种混同就必然使得民主集中制逐渐脱离出现代国家建设的原理,而主要遵循党的领导与组织生活的原理。于是,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逐渐替代了作为国家建设与国家政治生活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实际上,从毛泽东当年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问题来看,在现代国家建设和运行层面展开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既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同时也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生活原则。它与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有所不同,因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党内纪律基础上的,其集中是民主与纪律的统一;而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其集中是民主生活与法律制度的统一。因而,在前者,纪律往往最终成为集中的保障;而在后者,集中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才有保障与权威。这表明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改革开放之后的政党分开,为理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
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民主集中制为其政体原则,所以,不论从党的领导角度,还是从国家运行的角度,人民民主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换言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民主运行的原则规定。这决定了人民民主的运行必须同时具备两大特性:其一是广泛的地动员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发展意见;其二是有效地将各种的不同利益和意见诉求集中为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国家意志,并转化为国家的集中行动。1945年,毛泽东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大会结论中,从党的领导角度分析了以民主集中制运行民主必须具备的这两大特性:“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要实行高度的民主。”这些意见“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2]人民民主运行的这两大特性决定了民主协商必然是中国民主运行的基本形态,因为,民主协商是用民主的方法协调不同利益和集中不同意见,并保障国家权力正确运行的基本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政协的存在,不仅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它既是国体的要求,同时也是政体的要求,不论国体还是政体,都离不开人民政协所起到的支撑作用。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协商建国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个使命完成之后,毛泽东虽然意识到通过人民政协来协商国家大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并没有将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与人民民主以及民主集中制有机联系起来。1954年,毛泽东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中谈及政协的任务,他提及的五项任务没有一项是从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制运行对人民政协的需要来考虑的。[3] 1982年宪法明确提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开始逐步深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此,1989年1月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对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内容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1995年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由此,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全面介入到国家政治过程中,从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当起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使命。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不仅正式明确了协商是民主与集中统一的体现,而且将协商视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意见》这样写道:“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针对人民政协的,但其所论述的协商,并不局限在政治协商本身,拓展到一般意义的协商上。实际上,将协商拓展出“政治协商”范围的努力,早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已出现,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与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主要体现为党派之间、界别之间以及党派、界别与政府之间的协商不同,社会协商主要体现为党和政府与社会、与百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由此可见,在中国民主生活中,虽然民主协商的制度性舞台在人民政协,但作为与选举民主并举的两种民主形式之一,它已经拓展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从国家政治生活向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民主协商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主的形式,固然与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民主内在要求有关,但也与人民政协的长期民主实践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是中国民主形式的最集中体现。
(摘自 林尚立《中国民主的政治逻辑:以人民政协为中心的考察》刊载于《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高校统战部机制设置与工作状况调研
王小林 肖存良 陈莉
1、高校统战部部门单列或合署办公情况。科层化、部门化是现代性对现代政治机构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机构设置合理化的基础所在。高校统战部机制建设的首要方面就是看是否达到了科层化、部门化的基本要求。这首先体现为高校统战部门是机构单列、独立办公,还是与其它党委部门合署办公。从调查结果看,有65.81%的受访高校统战部工作独立、部门单列,还有34.19%的受访高校统战部是与其它部门合署办公。其中,985高校中,合署办公比例为4.67%,单列的为95.24%。211高校与普通高校合署办公都为40%左右,单列办公为60%左右。合署办公的高校中,与组织部合署办公的为主流,占54.76%,接下去分别为与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等部门合署办公。这说明,985高校统战部的部门化、科层化建设基本完成,211高校和普通高校应成为高校统战部部门化、科层化建设的重点,尤其是普通高校部门单列的任务更为繁重。在合署办公中,与组织部合署办公占主流印证了高校统战部是高校“第二组织部”的社会观念。
2、高校统战部人员结构及其能否满足工作需要情况。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构成,其中“劳动者”即“人”是最活跃的要素。高校统战要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发展高校统战的生产力,也需要以人为基础。所以高校统战主体建设中人员的数量和人的积极性发挥对高校统战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高校统战部中工作人员为1-3人的是主流,占81.2%,其次是4-5人,占15.38,工作人员为6-8人的只占3.42%。进一步分析,985高校中多数(57.14%)统战部工作人员为1-3人,33.33%为4-5人,9.52%为6-8人。211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只有4.55%是4-8人,其余的统战部工作人员都在3人以下。普通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全部在5人以下,合署办公的高校统战部中,工作人员全部不超过3人。
结合高校统战对象进一步进行分析。数据显示,高校民主党派人数、群众团体人数与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数量呈正相关关系。100~400民主党派人士规模的高校中1~3名工作人员占绝对多数(92%),401~700民主党派人士规模高校中1~3人比例下降为70%,在701~1000人规模高校中比例继续下降为46%,在1001~1300人规模高校中比例下降为25%,即可得出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数量与民主党派人士数量正相关。在统战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与群众团体成员数量关系上,100~400人群众团体成员规模高校中统战工作人员1~3人所占比例为89%,这一比例随着群众团体人数增加而降低,但在1301~1600人和1901~2200人两个区间呈现特例,总体上工作人员数量与群众团体成员数量呈现正相关。
从主观上看,受访的高校统战部长认为现有专职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是否需要增加专职工作人员呢?调研结果显示,专职工作人员为1-3人或4—5人的高校中,都有一半受访的统战部长认为现有工作人员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增加人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专职工作人员为6-8人的高校一致认为人员能满足工作需要,并且大部分(75%)认为不需要增加专职工作人员。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问卷调查显示,1-3名工作人员不利于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6-8人是理想工作人数。但1-3名人员的占大多数(81.2%),这说明高校统战工作的仍然面临工作人员偏少的现状,而且客观数据与高校统战部长的主观感受相互吻合,都认为1—3名工作人员不利于高校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集体访谈中,大多数高校统战部长在座谈中也表示希望增加工作人员,认为增加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有的统战部长在调研座谈会上说,“学校统战部人手短缺比较突出。学校有一万多学生,二千多教职工,800多离退休教工,统战部只有一个部长,还兼机关党委书记,下面一个干事。干事还要兼机关事务,统战工作只能有多少活干多少活,没法做得精细,无法面面俱到,要做事上水平不可能。”
3、高校统战部经费及能否满足工作需要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有55.17%的受访高校统战部工作经费处于1万—10万元之间。甚至还有工作经费低于1万元的高校。有25.79%的受访高校统战部工作经费处于10万—20万元之间。两个数据相加,有80.94%的高校统战工作经费低于20万元。工作经费处于20万元—30万元这个区间的只占9.48%,处于30万元—40万元和40万元—50万元的高校都是3.45%,工作经费处于70万元—80万元的高校不到1%。而且工作经费高于30万元的高校以985高校为主。211高校和普通高校的经费大都低于20万元。在高校统战部工作经费是否单列这个问题上,部门单列自然经费单列。在合署办公的高校中,80%的高校统战经费并未单列,而是与合署部门一起使用经费,经费使用自然受到了限制。
民主党派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协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从经费上支持民主党派开展各项活动,高校统战部作为高校党委协助民主党派开展各项活动的职能部门,需要代表学校党委向民主党派发按人数发放一定的活动经费。调查显示,70.9%的高校统战部向所在学校的民主党派组织发放了活动经费,还有29.91%的高校由于经费限制没有发放活动经费。在发放活动经费的高校中,发放的经费数量也各不相等,各种数量都有,发放1—30元的占9.64%,发放31—50元的占22.89%,发放51—70元的占8.43%,发放71—90元的占7.23%,发放91—110元的占34.94%,其余不到10%的比例是超过110元的。数据表明,全国各高校是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确定发放金额的,约一半的高校发放金额低于100元,这个数据跟上面的经费总额的数据能够吻合,总体上说明高校统战部的工作经费和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都很少,这样的活动经费难以支持民主党派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高校是实践多党合作的重要阵地,但是经济基础限制了高校多党合作的深入开展。高校统战部向所在高校人民团体发放活动经费的约占全部受访高校的50%,按人数发放金额略低于民主党派,这里不详述。
高校统战部工作经费的限制拖累了高校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活动经费,那么高校统战部长对工作经费的主观感受又是如何呢?调研显示,只有2.56%的受访高校统战部长认为现有工作经费能满足工作需要,不需要增加工作经费。有意思的是,认为经费能满足工作需要、但是增加工作经费能更好地开展工作的统战部长和认为经费不能满足工作需要、需要增加工作经费的统战部长旗鼓相当,都是47.01%,只有6%的受访高校统战部长认为虽然经费不能满足需要,但是暂时可以不增加工作经费。综合分析,有94.02的高校统战部长认为需要增加高校统战部工作经费,反映了受访者渴望增加工作经费的强烈呼声。
在我们举行的调研座谈中,有的统战部长说,由于活动经费少,没法开展活动,党派同志的能力体现不出来。与此同时,多数高校统战部长在调研座谈上对经费增长反映出了一种乐观情绪,有的说学校规定,统战部的经费不能比其它部门增长慢,有的说学校经费比较支持,部门申报的预算一点都不扣。还有的说,“经费为什么不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许多单位领导对工作不重视,二是有的领导也苦于没办法,要提出解决的建议,发牢骚没用。我做统战工作这么多年,刚到岗时经费十七万,现在涨到四十几万,这两年每个处室工作经费都降低,只有统战部经费增加。学校非常支持,加个一万两万,统战部可以做许多事情,我们每年都是小步前进,关键是要让领导感觉到工作有效,活动有主题,活动质量要高。”这一方面体现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高校统战部的工作经费比其它地区的高校要充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校统战工作是有作为才有地位,要有地位首先要求工作要开展得有声有色,工作做出了成绩就能逐渐得到重视,并由此增加工作经费。
4、高校统战部部长和工作人员任职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任职时间低于1年的占10.34%,任职时间为1—3年的占38.79%,两个数据相加,有49.3%的高校统战部长任职时间低于3年,没有达到任满一届的5年时间,说明总体上高校统战部长岗位流动性还是比较强。任职时间为4—7年的占39.93%,任职时间为8—11年的有7.76%,比较有意思的是,还有3.45%的受访统战部长任职时间为16年及以上。综合分析,高校统战工作是特殊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其工作基础就是熟悉统战人士,只有在熟悉统战人士的基础上才能根据每个统战人士的具体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以政治引导,所以对于统战部长的岗位职责而言,基础是形象好、人格好,核心是熟悉统战人士、人际关系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能力强,这就要求高校统战部长不但要有在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而且要在统战部长岗位任职上能够有一定的时间,才能符合岗位标准要求。调查数据显示,有89.06%的高校统战部长任职时间低于7年,不满两届,其中大部分又低于3年,不满一届,这说明高校统战部长岗位流动性大于稳定性,高校统战部长岗位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统战部长岗位流动性的增强也说明了在统战部长岗位上工作之后能够迅速提高自身的民主协商能力、政治引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与化解矛盾能力,自身综合素质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经常能够因为工作业绩出色而被调任到其它部门。统计数据也否定了“进了统战部、退休差半步”的传统观念。
我们再来看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的任职情况。我们问的是统战部工作人员平均统战工作年限是多少年。调研数据显示,平均任职时间为1—3年的占29.57%,平均任职时间为4—7年的占51.3%,两个数据相加,有80.87%的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任职时间低于7年。任职时间为8—11年的占14.78%,其余的任职都是12年以上,其中任职16年以上的不足1%。数据表明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的平均任职年限也不长,说明高校统战部工作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强,只是相对于统战部长而言流动性相对较弱,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进了统战部、退休差半步”的传统观念。统战部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强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进入新世纪以来,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同志逐渐退休,进入了退休的高潮期,老同志退休之后大都引进了年轻人,这样就由于人员的自然更替而加强了流动性。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高校统战工作岗位对工作人员的高能力要求和全方位锻炼使其能够被选拔到其它工作岗位。当然,由于没有数据支持,以上两种原因只是基于笔者自身的观察而进行的推测。与上述高校统战部长和统战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强的特征,有的受访高校统战部长呼吁,“统战工作的岗位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应该两三年就更换一次人员,不易于工作的深入,这项工作要真正做好,一定要了解我们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统战工作是政策性和策略性很强的工作,统战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代表高校党委和党组织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因而做好统战工作需要根据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系统的培训,以便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5年来统战工作人员接受培训的平均次数。调研结果显示,有7.14%的工作人员5年间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有33.04%的工作人员5年间只接受过1次培训,有25.89%的工作人员5年间接受过2次培训,把前面三个数据相加,有约70%的受访高校统战工作人员5年间接受的培训次等于或少于2次。也还有21.43%的工作人员5年间接受了5次及以上培训。客观说明高校统战工作人员接受培训的次数较低。这种状况不利于高校统战工作人员完全彻底地掌握党的统战方针政策。
(摘自王小林 肖存良 陈莉 《高校统战科学发展主体研究——基于全国118所高校统战工作的实证分析》 即将刊发于《上海党史与党建》)
 
 
 

 

工作日志
 
1、2012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尤兰田副部长率调研组来沪调研,研究基地顾问邓伟志教授、余源培教授和姜义华教授参加调研座谈会,并就“如何提炼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理念”发表意见建议。
2、2012年2月22日,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徐力前来研究基地向基地主任王小林、专家委员会主任林尚立致以新年慰问。
3、2012年3月7日,研究基地举行工作会议,部署近期工作。
4、2012年3月9日、22日,研究基地举行《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2012》编撰工作会议,讨论写作提纲。
5、2012年3月19日,上海市侨办陶国丰副巡视员前来研究基地拜访,协商侨务培训及相关事宜。
6、2012年3月,研究基地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第二稿统稿工作。
 
 
 
 
 
 
 
 
 
 
 
 
报: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各处室,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研究基地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           (共印20份)


[1]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9—400页
[3] 毛泽东谈及的政协五项任务是:一是协商国际问题,二是协商候选人名单,三是提意见,四是调整关系,五是学习。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0—203页
[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