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地工作通讯2012年第2期

发布时间: 2012-10-08   浏览次数: 420

 

    
 
重要活动
 
◆ 研究基地召开“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
◆ 研究基地召开“贯彻中央精神 加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 研究基地召开“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代表人士培养面临的任务与问题”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 研究基地召开“参政议政与人民政协”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沙龙论点
     党外代表人士选拔应该是选拔“人才”而不是选拔“品种”
(葛剑雄)
 
论文摘编 
◆ 政治协商:以民主强化中国发展的内在整合(林尚立)
◆ 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专政(肖存良)
 
 
工作日志
 ◆ 研究基地召开工作会议等五则
 
 
 

 

重要活动
 
究基地召开“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
学术研讨会
2012年6月3日,研究基地举行“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国家宗教局政法司副司长刘金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赵曙青等与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约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研究基地专家、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主持。
会议认为,宗教在不同地缘文明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宗教对文化的凝聚力、对世界政治板块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涉及到国际力量的聚散重组。我们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能把宗教视为障碍,而应该成为沟通交流的桥梁,宗教文化是国际较量中的一张活牌,也是盘活中国外交资源的一步妙棋,对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该积极地推动宗教文化战略,使中国宗教在世界不同宗教和文明中起到对话沟通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的自强自立,并且积极地走向世界和未来。
 
 
研究基地召开“贯彻中央精神 加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2012年5月9日,研究基地举行“贯彻中央精神 加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统战理论研讨沙龙。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研究基地副主任徐力与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和上海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上海市如何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4号文件精神。研讨沙龙由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林尚立教授主持。
会议认为,要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义。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将不再是空想。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能否有效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并保持内部的社会政治稳定。从国际上看,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商品市场、战略资源供给和资本输出等方面的问题。国内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在走向中产化的过程中,党能否成为中产化的中坚力量和主导力量,这是对党领导和执政的根本挑战。要有效应对这种挑战,不只是增加几个党外代表人物,而是要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角度来考虑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要大量从中产阶级中选拔那些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作为党外代表人士,要通过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来保证党在中产化过程中成为中坚和主导力量。这是新时期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研究基地召开“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代表人士培养面临的任务与问题”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2012年5月15日,研究基地举行“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代表人士培养面临的任务与问题”统战理论研讨沙龙。沙龙由研究基地专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主任李天纲主持。来自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研究宗教的专家共同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宗教代表人士培养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上海市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宗斌副处长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宗教之间的交流交往。宗教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流中具有提高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国家的崛起必定伴随着宗教的崛起。所以我们要在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下来考察中国宗教和宗教代表人士培养。但是由于宗教院校教育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脱节,导致一方面宗教院校本身在师资、经费、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短板,而普通高校又难以在宗教人士培养上发挥自身在师资等方面的优势。两个因素相互结合导致了宗教代表人士培养的困境,应该充分发挥普通高校在宗教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研究基地召开“参政议政与人民政协”统战理论研讨沙龙
 
 
2012年5月29日,研究基地举行“参政议政与人民政协”统战理论研讨沙龙。沙龙由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小林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基地主任林尚立,上海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齐全胜,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王庆洲和复旦大学的全国、上海市政协委员等十三人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社会复杂的国家。整个国家区域差距大,人的思想差异也大,所以制定公共政策就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协商,经过充分协商取得一致之后再制定并推行公共政策,这就要以广泛全面的政治协商来弥补人口和地域庞大所带来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难题。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视角来看,政治协商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政治协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参政议政,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支撑中国的民主政治,并以此区别于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民主,所以中国的民主发展虽然有它自身的瓶颈,但并不存在西方所说的绝对困境,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和执政来化解民主发展中的瓶颈。这一方面要求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功能,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居高望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沙龙论点
 
党外代表人士选拔应该是选拔“人才”而不是选拔“品种”
 
葛剑雄
 
第一,现在不是找人才,是找品种。比如名人的后代,实际上现在有些名人已经到了第三代了,有的国民党后代长期受教育不好,实际上已经没有社会影响了,比如说民革以台湾为特点,有的人台湾现在都不理了。所以虚实要分开,真正实的、用人的、巩固政权的要进来,选的是人才,不是品种,什么都符合,恰恰没有能力。统战部讲民主党派领袖是面旗帜,有的人粗俗不堪,但是品种优良,正好符合,这种思维方式一定要改过来。人才不可能十全十美。另外,盲目崇拜院士是浪费,院士有的还希望得诺贝尔奖,实际上院士未必有管理能力,有些院士表达能力很弱。要克服对院士的盲目崇拜,对院士本身也不合适。虚的国家这么大也可以有一些,但是虚实要分开。虚的可以讲品种,实的一定要讲人才。第二,选拔的面可以宽,任用的要严。党外的标准,有的处级还不如平民百姓。今天一定要加上有社会实际影响,能够代表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一定要实际起作用。一开始比较宽一点,不是定一个就一定是代表人士了。不要认为参加一个班非要解决一个位子。培训考察面可以广一点,真正的任用还是要严格。虚的安排可以面广一点,政协基本是虚的,实职的厅局长要按照公务员法规定。虚的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智力和社会影响,年龄虚的可以放宽,实的要真正能起作用。我们党外干部实的不要降低标准,放低标准是不应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党的就是摆摆样子,所以现在实职要讲严格标准。同时要扩大虚的范围,中国这么大,很多人精神上要满足,这就需要统战,政协委员下一届开始要给予荣誉委员,重大活动自愿参加,同时发挥余热。第三,基层跟社区的意见很重要。有些人在单位中声名狼藉,不是正面形象,但是成为了代表人士,因为一开始忽视了基层或社区。西方选举必须要到自己所在选区去。现在是第一关过了之后基层就不听了,考察的机制不管怎么样,基层所生活的地方很重要。当然不要弄得完全是两个人。现在党是好意是扩大,但是弄得不好,有的地方对民主党派的腐败、争权夺利、迎合上面甚至比中共干部还厉害,我们怎么样有正确的方法。
(作者系研究基地专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这是作者在2012年5月9日研讨沙龙上的发言)
 

 

论文摘编
 
政治协商:以民主强化中国发展的内在整合
林尚立
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国家转型,必然面临分化与一体化两大潮流的冲击。这决定了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分化的趋势下建构一体化国家。这种努力大致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在大分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体化,例如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基于传统帝国分裂为若干小的区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如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现代国家。一种模式将分化纳入现代的一体化结构之中,建构以强大主权力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如中国。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彻底崩解的历史过程中从传统迈向现代的,为了使这个巨大的共同体不至于在转型中分裂解体,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就将在民主共和下重建国家统一体作为其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的首要使命。[1]
现代国家一体化的前提与基础,就是主权的独立与统一。所以,西方国家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从主权建构开始的,在强调主权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基础安排多元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其途径就是建构现代民主制度。可见,对现代国家建设来说,民主制度不论以什么形态出现,都必须包含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即将多元构成一体,以一体包容多元。缺乏这种功能或能力的民主制度设计,不管其价值理念多么“先进”,都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国家,更不可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的民主生活。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铁律。因而,任何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在主权独立与统一前提下,在建构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建构起一套维系和促进国家一体的国家与社会整体体系。这种整体体系必然与民主制度是互为表里,有机统一。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所以走上“党建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将传统帝国废墟重新整合为一个大型的现代国家,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整合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而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个核心力量不可能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淀与成长,只能来自现代化过程中的培育与建构,于是,政党因此被选择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领导与核心力量。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关键,除了要在现代民主条件下确立和巩固其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之外,就是要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有效整合。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共和的政治逻辑出发,通过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通过统一战线,党凝聚各方面力量,在实现社会与国家整合的同时,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并发挥其核心作用的功能。
统一战线的民主基础是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新中国,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人民共和国,其实质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一体组成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承担国家治理。因而,人民共和国的前提是人民凝聚一体。从而整体掌握国家政权;而这种凝聚一定是基于核心力量所形成的有机团结。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其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关键在于能否联合和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有机整合。统一战线战略因此形成,并不断发挥广大,从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人民共和支撑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保障人民共和。因而,实践中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发展壮大和巩固领导地位的法宝,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团结与国家整合的法宝。[2]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同时成为社会团结与国家整合的法宝,一方面当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的国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要求有关。基于深厚的大一统结构,中国是以单一制原则来组织现代大型国家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社会。单一制原则虽然适应了国家建设中的一体化要求,但要有效协调多样性与多元性,维护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单一制所提供的制度和政治资源是不够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单一制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样格局下,以承认和保护多元为前提,以协调和凝聚多元力量为使命,以实现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为目标的统一战线自然就成为国家建设的所需要的重要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自身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同时也为了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建设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很早就将统一战线同时看作党的领导方略和国家建设方略,并在实践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组织与制度载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这样的组织与制度载体完全其最初的立国立宪工作的,人民政协也因此成为诞生共和国的母体。[3]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国家建设中,人民共和、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三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其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以人民民主方式促进国家整合的价值、战略与制度的统一。它们的共同使命就是在人民民主的原则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创造多元共存一体的现代国家整合体系。这种整合体系虽然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但在人民共和的原则下,整合其中的各个主体力量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而,这个整合体系得以持续和巩固的内在机制一定是民主的,其具体形态就是政治协商。纵观世界各国的政治建设,将制度化的政治协商作为建构和强化国家整合体系,以促进人民民主,维护国家内在协调与统一,是中国的独创。
仅仅将政治协商定位在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那是十分具体的。根据2006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主要定位于人民政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的协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将政治协商与人民政协本身结合起来考虑,就可以看到以人民政协为核心展开的政治协商,实际上是以各党、各界、各族、各团体共商国务政事为途径来凝聚各党、各界、各族的共识,协调各党、各界、各族、各团体的利益,从而达成大联合、大团结之成效。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运行政治协商的人民政协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这决定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必须承载统一战线的使命。统一战线的使命就是凝聚、联合与团结。所以,人民政协章程明确表示团结与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在民主的主题下,人民政协以政治协商为核心展开,这其中涉及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团结的主题下,人民政协通过发挥其统一战线组织的功能,努力协调好中国社会的五大基本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显然,这五大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团结与国家的整合。
所以,在中国,政治协商不是一项简单的民主机制或民主形式,它既是人民民主实践的方式;同时又是统一战线实践的机制。它可以存在于党的政治生活之中,服务党的领导;也可以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服务国家的整合与统一。这决定了政治协商在中国的实际存在,不仅仅作为一种民主机制而存在,它同时也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原则、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而存在。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的政治协商,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国家建设与政治生活之中,都将对中国的整合体系的巩固与优化产生积极的特殊作用。这是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在深刻转型与快速发展中保持比较稳定协调,并增强多元一体结构的关键所在。
(摘自 林尚立《民主创造有效治理:中国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即将刊载于《学术月刊》2012年)
 
 
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专政
 肖存良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确立了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4]这是在抗日战争语境中对国体和政体的设想,这个设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实现了有机的对接,并通过这种对接获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现代国家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获取了合法性。
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坚持《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国体和政体设想的同时,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果断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也批判了部分党外人士中存在的走“第三条道路”的错误观念。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思想发展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5]人民民主专政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人民内部的民主,另一方面是对敌人的专政。人民与敌人互相对应,划分人民与敌人的基本标准是阶级,所以敌人又称为阶级敌人。那么哪些阶级属于人民,哪些阶级属于敌人呢?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6]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因而是人民的朋友。而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属于与人民相对应的敌人的范畴,因而是专政的对象,是人民的敌人。对于人民的四个朋友,要实行民主、团结和教育,而对于人民的三个敌人,则要进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内涵。当然,随着人民的三个敌人被消灭或被改造之后,三个阶级敌人就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所有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再是敌我矛盾,都要用协商和调节的方式的解决,而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这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自身所包含的政治逻辑。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三个阶级敌人都已不再存在,因而我国的国体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同时也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协商性,因为在没有阶级敌人存在的情况下,一切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也更加体现了政治协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这个内涵来看,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与敌人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与敌人之间是斗争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当敌人被打倒之后,人民在根本利益上处于一致的状态,因为与人民根本利益不一致的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阶级——已经被划为敌人的行列从而被打倒。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民内部各阶级之间也会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带有根本利益冲突的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解决方法就是协商和调节。因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中不存在西方那样的竞争关系,而以协商和调节为主。竞争广泛存在于西方的政治生活之中,而协商则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虽然也有选举,但是选举前的提名有协商提名,选举中候选人的设定存在广泛的协商,在选举之前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完备的协商过程,协商也贯穿于选举之中。因而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总是全体一致或绝大部分一致。除此之外,协商还贯穿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而能够协商或者说协商得以进行的基础就是我国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所以说政治协商内生于人民民主专政之中。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已经把不能协商的阶级斗争对象过滤掉了。这是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这一点,西方特别难以理解。费孝通先生指出,“外国朋友不清楚中国为什么没有反对党,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同阶层的局部的个别的利害冲突可以通过协商得到调整和解决,不存在革命时期那样的阶级对抗和斗争,这是政治上不存在‘反对党’而实行协商制度的基本原因。”[7]“我们是在开国以前就创造了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内部之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比代表选举好得多。大家对这都有切身的体会。很多外国朋友不懂为什么我们一举手都是全体一致。我说这是没有看见在举手之前进行了很复杂细致的协商工作。” [8] “中国有一个好制度,这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制度,西方人不懂这一点。” [9]“我们是和共产党唱一台戏,一台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的戏,而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你骂我我骂你那种虚伪的游戏。”[10]章伯钧1949年10月在向农工党汇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也说,“所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者,即是在人民政协里只有某种程度的修正对案的提出,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案,因为凡是不同意这三大文献的人,就不应该参加人民政协,在新政府里是没有所谓‘反对党’的。因此,没有新民主主义思想信仰的人就觉得不习惯,不‘痛快’,以为从前在国民党的所谓‘立法会议’、‘国民大会’里人们可以根本上推翻一件法律案。在新民主政府里不不容许有根本不同意它所制定的政纲政策的人,同意的请进来,不同意的请便。”[11] 西方的政治体系从西方的视野出发,认为中国的选举竞争性不够,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理解我国的国体,以及由我国国体所决定的政治协商。实际上,在西方的选举中也存在协商,但是西方是以竞争性选举为主,以协商为辅。而我国是以协商为主,选举为辅。实际上,二十世纪末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也意识到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局限性,从而通过协商民主的研究来弥补西方选举民主的不足,希望使得西方民主更为民主。对于由人民民主专政所决定的政治协商,国内长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影响的人也特别不适应,或者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希望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或者选举中多一些带有西方火药味的竞争,或者你骂我我骂你式的对骂。这是对我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了解非常肤浅的症候。一旦深入我国政治体系和我国的国体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
当然,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性和协商性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而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在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整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基础结构是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性和协商性是建立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基础上,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中,国家调控单位和公社,单位和公社调控个人,以单位和公社为中介来调节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达到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也就是说,单位和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制度保障。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制松动,人民公社制解体,代之以乡镇制,个人工作在公司或单位,生活主要在社区,而且市场化导致社会分化和个体化,因而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整合,重新建构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任务。人民民主专政重构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政治吸纳功能,推动个体化的公民通过政治制度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与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各界广泛联系的优势,引导它们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在引导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当然,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存在个体化与社会分化,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的阶级敌人又重新回来了,更不意味着要制造和发现新的阶级敌人,从而对他们进行专政。而是要通过我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来进行制度化的利益协调和利益协商功能。这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效用与功能的开发淹没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之中,现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效用和功能趋于弱化或者消失,政治协商制度等制度必将迎来制度建设和制度功能开发的黄金时代,这也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制度建设的新时代,这也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讲到这里我们要把政治协商与中国共和和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专政区分开来。中国的民主共和和人民民主专政都以协商为基础,都以政治协商为表现形式。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共和主要是指一种政治形态,而人民民主专政主要是指一种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和政治的表现方式。同一种共和政治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表现方式。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协商与中国共和和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的时候都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协商和调节,但是论述角度不一样,是从不同视角来考虑政治协商。当然,中国民主共和和人民民主专政都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摘自 肖存良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资源》 刊发于《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工作日志
 
1、2012年5月,研究基地完成了《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2012》初稿编撰工作。5月17日,研究基地举行书稿修改会议。
2、2012年5月29日,研究基地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小林,研究基地副主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徐力,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出席会议,会议讨论部署了研究基地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
3、2012年4月至6月,研究基地筹备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上海研习班。
4、2012年4月,研究基地举行《统战研究文摘》读者调查,6月,研究基地《统战研究文摘》改版,由五个部分内容增加到七个部分内容。
5、2012年4月15日,研究基地举行博士后面试,经过面试,不同意厦门大学2012年博士生廖中武的博士后申请。
 
 
 
 
 
 
 
 
 
 
 
 
 
报: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各处室,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研究基地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           (共印20份)


[1] 1912年,孙中山的在就任临时大总体的就职宣言中,强调帝国解体之后的国家建设,必须基于五大统一基础之上:即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83页。
[2]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3] 参见郝在今:《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
[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
[5] 中央统战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五卷1950—1952),第102页
[6]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7] 费孝通《费孝通与多党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8] 《费孝通全集》第十二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9] 同上
[10] 《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11]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一至第五辑),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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