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宗教团体面临的问题调查

发布时间: 2013-10-18   浏览次数: 250

张健

    1 、爱国宗教团体与政府行政管理的关系比较尴尬

    在政教分离的大原则下,政府社会管理中的宗教事务,主要通过爱国宗教团体渠道来实现。同时,为了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都经常需要组织教职人员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爱国爱教教育等活动, 爱国宗教团体实质上是贯彻落实这些活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渠道。

    在属地管理原则下,爱国宗教团体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这样一来, 各宗教就产生出层级与行政隶属关系相对应的全国团体、省级团体、市级团体和县级团体。然而,“社团”的属性定位决定着每一个爱国宗教团体都具有独立法人的身份并承担社团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因此,上一级团体的意图在下一级团体中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性,上下级爱国宗教团体之间不能建立起类似行政管理系统的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目前各团体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宗教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行政化倾向。尤其是省级团体最为明显——五大教爱国团体(天主教、基督教系“两会”) 都由省政府都按事业编制定编定员, 每个团体分别56人;市() 情况差异较大,少数市州(如成都市)给团体确定了事业编制,但无相应经费支持,多数市() 并未为宗教团体配备事业编制。县级政府则基本没考虑针对宗教团体的人员编制问题。

    显然,各级政府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问题在于, “非政府”是宗教团体的本质属性。所以,政府支持需要考虑如何把握和处理好政教关系, 将制定设计既有效又不越位。

    2、宗教团体经费总让地方财政支持恐难为继

    维系宗教团体日常运转的经费,包括工作经费、工作人员工资等, 缺乏稳定的来源,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爱国宗教团体,其收人渠道与收人情况差别巨大。市() 及县的团体,有的靠房租收入,有的靠商业经营,有的则依附于某一宗教活动场所, 也有的靠少数会员无私奉献来维持。

    在经费来源上,市县级团体首先是将目光集中在当地财政支持。一是由政府财政直接提供。不少地方政府,每年都从公共财政中给予宗教团体一定的活动经费。如宜宾市、自贡市每年给4个团体共5万元,资阳市给2个团体共4万经费支持。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的资助并不能满足宗教团体日常运转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原则上不能用公共财政来供养某一宗教组织,所以这些经费随时可能被取消。二是政府帮助宗教团体提高自养能力。实际上宗教领域的自养,对宗教活动场所才具有现实性。团体单位会员的会费少且难以收取,自养基本不可能"为使宗教团体能够自养,各级政府都设法为其创造条件, 如在落实宗教政策的时候将返还的房产划在宗教团体名下供其使用或经营;划拨土地建宗教活动场所时,为宗教团体置办可租赁经营的房舍等。目前,各市、县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或多或少都有房租收入,但各地和各宗教之间极不均衡。从全省来看, 各市、县只有极少数团体的自养条件比较好, 多数团体自养条件相当差甚至基本无自养能力。

    3、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虽互为依存, 但关系复杂

    宗教团体无论是生存还是开展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教活动场所发生关系。按现行管理模式,爱国宗教团体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性则来源于宗教事务部门的注册登记,分属于两个系统。然而,一个场所能否成为合法的场所,在登记的程序上还有一个重要环节——爱国宗教团体的确认。所以,宗教活动场所不能够摆脱宗教团体。这样一来,宗教活动场所的资源不得不为宗教团体所利用。当前,四川各级爱国宗教团体绝大多数都在宗教活动场所挂牌办公。团体与场所的这种关系,在长期的利益协调过程中变得较为复杂。

    4 、宗教团体成员与驻会工作人员认同度较低

    宗教团体的人员可分为团体成员与驻会人员两种。一个团体的成员人数多达数十甚至数百,但大多数仅在宗教团体召开会议等重要活动时出现,而省级宗教团体驻会工作人员一般不足10,市级不过35,县级团体多数无固定驻会者。作为团体领导层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委员等, 多数为宗教教职人员,他们的活动以宗教场所为中心,一般不驻会。驻会者主要集中于团体常设的办公机构,从秘书长到财务、文秘、后勤等工作人员,这一工作班子在处理宗教团体日常工作、推动宗教团体活动有序开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省级团体及部分市级团体的驻会人员多为非教职人员,其中不乏具有政府干部履历或背景者。调查发现,在涉及宗教界人士与驻会人员之间的关系时,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值得特别重视:一是宗教团体内教职人员与不信教的驻会办公人员双方认同度比较低。有的团体内教职人员会称呼驻会工作人员为“领导”,意指政府派去工作的,实际上反映出双方缺乏信任感。二是随着团体的社团定性进一步明确化,驻会工作人员的定位也开始出现问题。各地政府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与社团组织的人事和经费关系。省级爱国宗教团体以前是局(省政府宗教局)(爱国宗教团体)一家,驻会人员在局里工作与在宗教团体工作没有区别;现在把宗教团体工作人员划为事业编制,局会之间已无法流动。团体工作人员非常担心的是,不知道以后自己的事业编制还能不能保住。对驻会工作人员来说,宗教团体是其主要乃至唯一的工作岗位,一旦宗教团体与政府完全脱钩,自己的身份定位将陷人尴尬。

    5 、合法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关系纠结

    新世纪新阶段,爱国宗教团体管理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与爱国宗教团体无法管理的非法宗教活动场所仍然同时并存于社会中。爱国宗教团体作为唯一合法的社团组织,理应统合、涵盖区域中同类宗教的所有信仰活动,使之规范化和有序化。各地对非法宗教活动的解决方式主要是或依法打击、或通过依法开放等方式将其纳人爱国宗教团体管理范围。但调研情况显示,不能简单放手地让宗教团体自行“收编”非法宗教活动场所。

    从佛教、道教来看,有关政策要求每个开放场所必须有教职人员主持,然而由于寺观多而僧道少,加上僧道流动性比较大,所以大批民间自建小庙无法谈及开放。现实地看,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政策设计,让尚未开放的寺庙合理地纳入宗教团体的管理范围。

    从天主教、基督教来看, 由于并未规定每处合法场所都需要教职人员入驻, 一个神职人员完全可以统领若干个活动场所,因此,宗教团体可以不受神职人员人数所限。如宜宾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在2000年成立时,所辖开放活动场所仅2,却辖有20多个活动点,而全市迄今只有3个教牧人员。

  

(本文源自《四川统一战线》2013年第2期《加强新形势下的爱国宗教团体建设——四川省宗教团体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原文约5500字;作者张健单位为四川省委统战部民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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