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发布时间: 2013-10-18   浏览次数: 208

曹大明

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过程。其过程的潮起潮落既离不开绵亘千年的历史文化海流的牵引,又受制于权力主控下的民族关系场域。在失衡的“华/夷”民族关系场域中隐没甚至濒临消失的弱小民族的认同,可在平等的民族政策的滋润下得到复苏,并通过文化实践焕发出勃勃生机。赣南畲族的文化表现曾十分暗淡,其民族认同仅靠零碎的历史记忆得以维系。我国以民族识别为基础的民族政策改变了赣南的民族关系,畲民通过族源、祖地的历史记忆使其民族认同得以重构,并在重塑“畲人”的文化实践中得到表述。

  从“百越”到“山野牯”:区域历史上的少数民族

  历史上在赣南生活的人群,从百越、山都木客、“蛮僚”、“峒寇”、“畲贼”到“山野牯”,变化的不仅是民族名称,还有民族的边界;延续的并非仅有民族的实体,还有民族分类观念及此观念下弱小民族不平等的地位。作为民族实体内容的习俗、文化、语言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民族间的交流将发生巨大变化。民族分类观念却如同海流,并未随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百越”是赣南地域文化的底层色彩,是赣南民族历史的最深处。先秦时期,华夏势力主要局限在中原地带,对广泛分布在南方的诸多民族知之甚少,故以“百越”泛称。随着汉族向南方移民的推进,南朝、隋唐时期,汉族对生活在赣南的“他者”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山都木客”逐步替代了“百越”。其后,“蛮僚”、“峒寇”、“輋(畲)贼”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蛮僚”和“峒寇”都是唐宋元时期汉族对赣南“非我族类”的称呼。明中后期“畲贼”的出现,虽与其沿袭了“蛮僚”、“峒寇”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有关,但更多是“华/夷”意识影响下赣南社会动乱的替罪羊。历经明代王阳明及其后继者对畲民的剿抚、教化之后,“輋”在赣南清代的历史文献中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表现十分微弱的“山野牯”。随着赣州市兴国县“山野牯”的“入籍”,以及他们对汉族家族观念、文字书写、仪式传统的习得,畲汉文化区别更加模糊,但民族边界却通过零碎历史记忆的传续得到了维持。可见,赣南并非畲族文化的沙漠,更确切地说,赣南畲族的民族认同植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民族识别:作为结构性的事件

  在民族识别之前,作为地域历史人群中的“非我族类”,虽随着王朝的更替与历史的变迁而继替,但其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总体上仍是被王朝所统治,代表落后和野蛮。在这样的民族关系场域之中,畲民具有表征民族认同功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异俗,随着王朝的统治力量在地方逐步推进,总体上日渐式微,几近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畲民不再是受歧视的“蛮僚”,而是备受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照顾的中华民族一分子。于是可以看到,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民族交流接触的频繁以及现代化媒介传播的影响,作为包容性族称的“畲族”逐渐被各地畲民所接受。国家民族政策不仅影响了畲民对社会结构的感知及其现实观念,还引导着他们的行为。不管是否存在客观文化特征或者是在此之前是否具有与汉族不同的民族意识,只要是蓝姓或雷姓,甚至是与他们“沾亲带故”的部分汉族,在地方政府宽松、可操作性地恢复畲族依据的帮助下,大都成为展示地方民族多样性的畲族。不过,“蓝”、“篮”之别和“篮、雷、盘、钟、鼓,都是‘山野牯’”等划分畲汉的方式继续以地方性知识的形式存在。

  可见,畲姓之于畲民,就是潜在的祖先认同。这种下意识在现实的激发下,转变为有意识的祖先认同,进而跃升为民族认同。民族识别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让赣南畲民明确了“民族成分”,使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我身份的畲民得以返本归原,更是带来了畲族历史的重构以及地域社会重塑畲人的文化实践。

  表述认同:记忆的重构与文化的实践

  作为民族认同的一种标识,占首位的应该是亲疏观念以及历史意识,对文化表现十分暗淡、几乎感觉不到与周边汉族差异的赣南畲族而言更是如此。

  在畲族身份确认之前,赣南畲族的族源记忆呈现出兴国与非兴国的巨大差异。兴国畲民虽然也很汉化,但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维持一定的民族意识,盘瓠的族源记忆或多或少地在畲民中得到传承;非兴国县的绝大多数畲民业已“忘其所自来”,自认为与周边汉族一样,都是炎黄子孙。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政策与地方传统的对话以及畲族精英、研究者、媒介的影响,国家主流话语中的经典畲族的族源记忆逐步为赣南畲民所接受,成为区别畲汉的主要标识。畲族身份的确认不但带来赣南畲民族源记忆的变化,而且也使其认同的场址祖地发生了改变。在原有的“河南说”或“中原说”与地方性的以宁化为中心的闽西记忆之间,国家话语中的潮州凤凰山逐渐转变成赣南畲族心目中的祖地及凝聚认同的场址。民族身份的确认带来了赣南畲民以族源、祖地为中心的历史记忆的重构。其重构以原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零碎的历史记忆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更多是一种由国家政策及意识形态引导、以工具利益为目的的建构。

  重新建构的族源、祖地记忆是赣南畲族认同的主要标志,其意义和活力主要不在于对它的记载,而在于由此带来的社会行为,即畲民、地方政府、大众媒介和汉族对它的表述及因此所带来的文化实践。

  通过对节日、建筑形式、服装、山歌等特定文化因素的挪用或者发明,赣南畲民被主流话语塑造成彰显汉族现代性的他者。过去被歧视、污名化的畲族文化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地方的现代化过程中得到重新评价并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在“三月三”乌饭节的恢复中,从其选择、筹备、展演及其后续来看,虽然畲民以及畲族艺术团等民间力量有所参与,但参与程度极其有限,乌饭节的主角不是畲民,而是地方政府。

  在民间信仰的“畲化”中,畲民虽然是实践的主体,但国家并没有缺失,而是通过民族叙事话语、地方代理人(乡、村干部)的在场,将民间信仰的“畲化”控制在预定轨道之中。在特色建筑的打造中,虽然畲族及其精英与地方政府之间增添一层互动,畲民的意愿得到了体现,并影响了地方政府对表征畲族的建筑形式的选择,但地方政府仍是文化实践的主体与掌控者。

  不管是传统节日的“恢复”、特色建筑的打造,还是民间信仰的“畲化”,几乎都是对经典畲族文化的挪用。畲民对权力控制下的畲族文化实践的响应、支持,确有对畲族文化的认同的意涵与倾向,但主要也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可见的利益。正因如此,赣南畲族的文化实践留下了大量“制造”的痕迹。

  赣南畲族民族认同重构过程表明,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过程。赣南重塑畲人的文化实践,不仅是东南散居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和文化自觉的过程,更是国家民族关系的地方性话语。

 

 (本文源自《中国民族报》2013823日第7版《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原文约2600字;作者为曹大明,原文中未注明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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