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以民主强化中国发展的内在整合

发布时间: 2012-08-14   浏览次数: 200

 

政治协商:以民主强化中国发展的内在整合
林尚立
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国家转型,必然面临分化与一体化两大潮流的冲击。这决定了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分化的趋势下建构一体化国家。这种努力大致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在大分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体化,例如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基于传统帝国分裂为若干小的区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如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现代国家。一种模式将分化纳入现代的一体化结构之中,建构以强大主权力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如中国。中国是在传统帝国体系彻底崩解的历史过程中从传统迈向现代的,为了使这个巨大的共同体不至于在转型中分裂解体,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就将在民主共和下重建国家统一体作为其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的首要使命。[1]
现代国家一体化的前提与基础,就是主权的独立与统一。所以,西方国家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从主权建构开始的,在强调主权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基础安排多元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其途径就是建构现代民主制度。可见,对现代国家建设来说,民主制度不论以什么形态出现,都必须包含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即将多元构成一体,以一体包容多元。缺乏这种功能或能力的民主制度设计,不管其价值理念多么“先进”,都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国家,更不可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的民主生活。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铁律。因而,任何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在主权独立与统一前提下,在建构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建构起一套维系和促进国家一体的国家与社会整体体系。这种整体体系必然与民主制度是互为表里,有机统一。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所以走上“党建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将传统帝国废墟重新整合为一个大型的现代国家,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整合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而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个核心力量不可能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淀与成长,只能来自现代化过程中的培育与建构,于是,政党因此被选择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领导与核心力量。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关键,除了要在现代民主条件下确立和巩固其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之外,就是要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有效整合。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共和的政治逻辑出发,通过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通过统一战线,党凝聚各方面力量,在实现社会与国家整合的同时,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并发挥其核心作用的功能。
统一战线的民主基础是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新中国,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人民共和国,其实质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一体组成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承担国家治理。因而,人民共和国的前提是人民凝聚一体。从而整体掌握国家政权;而这种凝聚一定是基于核心力量所形成的有机团结。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其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关键在于能否联合和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有机整合。统一战线战略因此形成,并不断发挥广大,从革命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人民共和支撑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保障人民共和。因而,实践中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发展壮大和巩固领导地位的法宝,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团结与国家整合的法宝。[2]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同时成为社会团结与国家整合的法宝,一方面当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的国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要求有关。基于深厚的大一统结构,中国是以单一制原则来组织现代大型国家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与多元性的社会。单一制原则虽然适应了国家建设中的一体化要求,但要有效协调多样性与多元性,维护稳定的多元一体结构,单一制所提供的制度和政治资源是不够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单一制下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样格局下,以承认和保护多元为前提,以协调和凝聚多元力量为使命,以实现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为目标的统一战线自然就成为国家建设的所需要的重要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为了使自身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同时也为了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建设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很早就将统一战线同时看作党的领导方略和国家建设方略,并在实践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组织与制度载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这样的组织与制度载体完全其最初的立国立宪工作的,人民政协也因此成为诞生共和国的母体。[3]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国家建设中,人民共和、统一战线、人民政协三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其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以人民民主方式促进国家整合的价值、战略与制度的统一。它们的共同使命就是在人民民主的原则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创造多元共存一体的现代国家整合体系。这种整合体系虽然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但在人民共和的原则下,整合其中的各个主体力量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而,这个整合体系得以持续和巩固的内在机制一定是民主的,其具体形态就是政治协商。纵观世界各国的政治建设,将制度化的政治协商作为建构和强化国家整合体系,以促进人民民主,维护国家内在协调与统一,是中国的独创。
仅仅将政治协商定位在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那是十分具体的。根据2006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主要定位于人民政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的协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将政治协商与人民政协本身结合起来考虑,就可以看到以人民政协为核心展开的政治协商,实际上是以各党、各界、各族、各团体共商国务政事为途径来凝聚各党、各界、各族的共识,协调各党、各界、各族、各团体的利益,从而达成大联合、大团结之成效。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运行政治协商的人民政协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这决定了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必须承载统一战线的使命。统一战线的使命就是凝聚、联合与团结。所以,人民政协章程明确表示团结与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在民主的主题下,人民政协以政治协商为核心展开,这其中涉及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团结的主题下,人民政协通过发挥其统一战线组织的功能,努力协调好中国社会的五大基本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显然,这五大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团结与国家的整合。
所以,在中国,政治协商不是一项简单的民主机制或民主形式,它既是人民民主实践的方式;同时又是统一战线实践的机制。它可以存在于党的政治生活之中,服务党的领导;也可以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服务国家的整合与统一。这决定了政治协商在中国的实际存在,不仅仅作为一种民主机制而存在,它同时也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原则、一种政治生活方式而存在。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展开的政治协商,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国家建设与政治生活之中,都将对中国的整合体系的巩固与优化产生积极的特殊作用。这是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在深刻转型与快速发展中保持比较稳定协调,并增强多元一体结构的关键所在。
(摘自 林尚立《民主创造有效治理:中国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即将刊载于《学术月刊》2012年)
 


[1] 1912年,孙中山的在就任临时大总体的就职宣言中,强调帝国解体之后的国家建设,必须基于五大统一基础之上:即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83页。
[2] 林尚立:《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3] 参见郝在今:《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
[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