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政党:挑战与回应——基于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视角

发布时间: 2012-09-14   浏览次数: 349

 

社会组织与政党:挑战与回应
                                                                                                          ——基于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视角
 
肖存良[1]
 
[内容提要]:现代政党要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自身的社会支撑力量,但是当社会组织数量扩张、功能膨胀之后又会对政党形成挑战,西方选举型政党尚未找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良策。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组织挑战过程中通过开发政党资源的形式从党建和统战两个角度进行应对。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统战与新阶层统战内在关系的错位,导致了社会组织统战尚未全面展开。新时期全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战线的灌输、赋权和引领,建构“一个核心、两重统战”的统战工作新格局。
[关键词]:政党 社会组织 统一战线                    
 
社会呈现的主体是人,人是合群的,现实存在的人们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观念必然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现代政党政治条件下,西方现代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掌握国家政权,需要依靠社会组织的支持,事实上,西方主要政党的背后都有大型社会组织作为后援支撑力量,而当西方社会组织数量扩展、功能强大之后,又对政党的功能和社会空间进行挤压,形成了对政党的强大挑战,西方政党尚未寻找到有效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办法。[2]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型政党,在社会革命时期建立了一批社会组织[3],并在社会组织帮助下夺取了社会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重新个体化所带来的重新组织化之后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组织[4],这些社会组织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形成了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挑战的时候进行了系统的回应,在新社会组织中开展了党建和统战工作,并提出了“两新组织党建”和“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概念。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视角出发来对社会组织统一战线进行政治学考察。
一、政党与社会组织:从依赖到挑战
现代社会推动“共同体”人转化为独立的个体,在转化过程中产生了个体的主体性,个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市场中与其他人交往,个体在在与其它人交往中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了个体与自己利益一致或者观念一致的主体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5]个体在走出封建“共同体”之后又走进了社会组织之中。越是现代社会发育充分的地方,社会组织就越是发达。现代社会的大型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工会、利益集团和宗教组织等等,小型社会组织则多种多样。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的时候发现,美国人总是组成团体,“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出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6]社会组织的大量建立了推动整个社会的组织化进程。
政党作为一种以执掌或参与政权为政治目标的特殊社会组织,其最初作为议会中的不同“派别”和“部分”而诞生于议会。早期政党的活动主要局限于议会内的政治斗争,议会中的各个派别和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来协调、集中和凝聚利益,进行政治沟通。早期的政党与直接诞生于社会之中的社会组织也缺乏密切的联系。从十九世纪下半页开始到二十世纪中期,在现代民主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型、普选制逐步得到推广的过程中,早期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而执掌国家政权,逐渐走出议会,走向社会,经历了由早期的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政党走向社会之后发现社会已经实现了组织化,大量社会组织的存在已经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而社会组织作为“凝聚起来的选民”,能够成为政党选举的重要支柱,而当时社会组织也需要通过政党来进行利益表达。因而西方在政党在走向社会过程中纷纷需求社会组织的支持,社会组织成为了西方政党开展选举的支撑和依靠力量。一些主要的西方政党都拥有自己相应的社会组织作为自己的后援支撑力量。如英国的工党背后的社会组织就是英国工会,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背后就是德国基督教会的强大支持,劳联—产联等大型工会组织也是美国民主党的重要支撑力量。等等。
   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组织的持续扩张与功能发育推动其部分代替了政党的功能,从而对政党形成了挑战。社会组织对政党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大量加入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成员数量持续增加,而加入政党的人数持续减少,政党成员数量持续萎缩。大量民众通过社会组织或者直接的社会运动来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从而绕过了政党。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党派的成员数量都从数百万的高点下滑到最近的不足一百万。1997年,两大主要党派加起来的总人数大约是70万。2002年便只有61万了。压力集团成员人数多达数百万,远远超过了各政党的成员数”[7],如仅仅一个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就有会员119万人,远远超过两大主要政党的人数总和。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组织部分替代了政党的功能。一般而言,现代西方政党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为选任职位招募并提名候选人;第二,为候选人动员争取选举支持并激发选举参与;第三,为选民提供互相竞争并且关注不同问题的候选人集团;第四,代表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或是象征性的或是增进不同特殊利益的;第五,整合特殊利益以形成更广泛的选举和统治联盟;第六,组建并维持政府;第七,更广泛地整合公民,以形成民族国家及其政治过程。不同的政党和在不同政治系统中的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水平上履行这七个功能。”[8]社会组织在整合民意、代表社会、利益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超越政党的趋势,而政党尤其是新民主国家的政党在建构选举、组建政府等方面也面临着能力不足等问题。[9]
总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社会组织对政党的挑战促使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开始了政党的全面衰落。在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党正在垂死,美国政治新闻工作者戴维·布罗德在1972年就公开宣布“政党完结了”。[10]西方政党在面临社会组织挑战的时候进入了制度性衰落时期。目前西方政党尚未找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避免政党衰退的路径。这是政党与社会组织在西方政党和西方国家所展现出来的基本逻辑。
我国的政党与西方的政党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西方的政党是国家制度运行的产物,政党诞生于议会,成长壮大于社会。我国的政党不是国家制度运行的产物,而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运行主体,“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11]所以我国的政党直接诞生于社会,以领导社会革命、建设现代国家为己任。在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领导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也需要依靠社会组织的支持,“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12]为此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需要建立了一些社会组织并把它革命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它所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社会组织。此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都建立了一批社会组织,核心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农会、妇联、青联、文联等。社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口号就是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人们组织进各种社会组织,然后通过组织的力量来支持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胜利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来调控与整合社会,社会组织从原来的体制外社会进入了体制内社会,都纳入了城市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之中,这样社会组织就成为了政党组织与控制社会的工具和延长了手臂。社会组织原有的代表、整合、表达等功能大幅度削弱,出现了空洞化的趋势,[13]社会组织数量也非常少,不可能对政党形成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推动了原来由国家吞噬的社会重新得到发育,政党也从大量的社会组织领域退了出来。个体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后又在社会上进行了新的组织化。改革开放前以政党为核心组织社会开始逐渐转变为以社会为核心组织社会。社会转型了推动了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社团革命的浪潮。“到1989年初,全国性社会团体由‘文化大革命’前的近百个,发展到1600多个,增长16倍;地方性社会团体也由6000多个,发展到近20多万个,增长33倍。”[14]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对社团革命中大量出现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管理,我国逐渐形成了双重登记制度,这导致在1996—2001年间,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出现了锐减,但是从200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又迅速上升。据民政部2012年第1季度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我国共有全国性社会团体25.8万个,地方性社会团体数量更为惊人。据清华大学、中央编译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所做的调查,全国范围内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新社会组织的数量应有300万个。
社会组织的大量成长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挤占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发展空间。社会组织大量形成之后,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并且积聚了相当的一批社会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尚未进入到这些社会组织中去,因而这些社会组织挤占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发展空间。二是部分代替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功能。社会组织部分代替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整合与表达功能。三是部分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能力,社会组织的社会整合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15]
综上所述,比较西方和我国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党与西方政党一样都受到了社会组织的挑战。正确有效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是政党避免衰落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西方尚未找到一条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有效路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有效回应的路径。但是从整体上看,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尚未完全定型。
二、政党回应与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却是适应中国革命需要而产生的。它诞生之后就直接面对社会思潮和社会革命潮流的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进行了系统的回应,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革命道路。社会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逐渐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直接诞生于社会的政党,是具有鲜明的挑战—回应型特色的政党。同样,在面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带来的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被动接受挑战的基础也进行了系统的回应。
面对八十年代的社团革命浪潮,中国共产党在经过简单限制这种被动接受挑战的基础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逐渐进行了系统的回应。回应以开发政党资源的形式来进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进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另一个方面是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199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其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的党组织审批。社会团体党组织应全面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要支持社会团体及其负责人按照社团章程中规定的宗旨、任务开展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业务活动,发挥社会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监督社会团体负责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等。2000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推动社会团体党建。此后正式提出了“两新组织党建”等概念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一条回应路径。
新世纪以来,全国掀起了“两新组织”党建的浪潮,在有条件建立党组织的“两新组织”中都建立了党组织。[16]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构建政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一个是通过纵向的组织网络,一个是通过横向的统一战线网络体系,以组织网络为经,以统战网络为纬,这样就形成了政党—社会关系的二维结构,建构了稳定而且高度一体化的政党—社会关系。如果没有横向的统战网络框架,光有纵向的组织网络框架,政党也难以有效整合社会,因为组织网络体系纵向深入到社会底层之后,还需要横向的统一战线把社会统合起来。所以说,组织网络体系和统战网络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构机制。因而中国共产党在回应社会组织挑战的过程中,除了社会组织党建之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以统一战线的方式进行回应,并由此提出了社会组织统一战线。但是一方面,只有小部分社会组织具有建党条件,即拥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大部分社会组织不存在建党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社会组织没有正式登记。另一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来看,
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提出回应了社会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这是从政治效应的视角审视得出的结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中,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在新阶层统战工作逐步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关注的是新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出资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随后的十六大报告中都充分肯定了新阶层在生产、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新阶层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明确提出新阶层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做新阶层统战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新阶层人士大多处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要做好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就要把统战触角深入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要以社会组织为纽带来团结凝聚新阶层人士。这样,虽然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副产品,但是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却是新阶层统战工作的基础,所以2006年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新领域,统一战线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新的着力点,坚持以社团为纽带、社区为依托、网络为媒介、活动为抓手,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政府周围。”正式提出要以社团为纽带开展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从而把新阶层统战工作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也理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从政治效用来看,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做好之后,就能够使党组织渗透到以往没有达到的社会基层,从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有效地回应社会组织对执政党的挑战。
从政治学的视野来看,应该以社会组织统战为基础来开展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政治现实中,由于颠倒了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与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关系,一方面限制了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成效。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关系错位,在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出将尽五年之后才正式提出了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目前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我们认为,在社会组织化条件下,应该以社会组织统一战线作为其它各项统战工作的基础,所以新时期要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发展。
三、灌输、赋权与引领:新时期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基本方式
我们这里首先要区分两类社会组织,一类社会组织是传统的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构建的具有统战性的社会组织,如工青妇和社联、科协和文联等十大人民团体,它们本身就是党的外围组织,具有统战功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它们的统战性被单位制下的行政性所掩盖了,对这些组织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开发其统战功能,以市场为核心重新激发起统战性。本文论述的是另一类社会组织,它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构建的带有统战性和一定行政性的社会组织,而是处于政党范围之外的直接诞生于社会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直接诞生于社会之中,同时又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市场中寻找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他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和社会性,市场性、社会性是他们的自发性特征。而除此之外的统战性等政治性能则是自发性之外的自觉性。所以要让这类社会组织具有统战性等政治特性,发挥社会组织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功能,就需要党的有效领导。在社会组织中,由于缺乏行政依托,因而党不能直接通过执政的方式进行行政指挥,而是需要通过灌输、赋权、引领等形式来吸引社会组织,所以灌输、赋权和引领是新时期党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基本方式。
第一,灌输统战意识。社会组织是社会上的个体之间基于需求而自发、自愿、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它们诞生之后面向社会并成为一定的社会结构,要让统战性渗入到它们中去并影响其内在结构,只能依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对其进行政治灌输。这一点类似于列宁提出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灌输而不能靠其自发生成。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即联合起来进行罢工,争取经济权利,而不可能形成无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意识,“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17]对社会组织灌输统战意识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全面了解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分布状况,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二是要以“两新组织党建”和工青妇等党的工作为载体进入到社会组织之中,以组织工作为先导来灌输统战意识。对于“两新组织党建”和工青妇等传统党的外围工作难以进入的社会组织,首先要建立联系,加强统战政策宣传,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让他们接触统战、了解统战。三是在上面工作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进行统战工作启蒙,尤其是与海外和港澳台有业务联系的行业性、专业性、学术性和中介性社会组织中的很多业务行为都包含有统战元素,可以赋予其统战性。这些社会组织经过灌输统战意识而进行统战启蒙并具有统战性之后,就可以在社会交往和业务往来中发掘出统战功能,培养统战文化软实力,推动统一战线深入社会基础结构之中。
第二,向社会组织赋权。赋权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赋予权力,另一层是指赋予权利。从政党的角度而言,政党向社会组织赋权一方面是政党向社会放权,承认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社会权力,并把社会组织吸纳到政治体系的范围中来。另一方面是政党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社会政治权利,推动社会组织协助政党开展社会工作。所以政党向社会组织所赋之权兼具权力与权利。具体而言,从权力的角度来讲,赋权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承认由社会组织构成的社会权力的客观存在,给予社会组织政治合法性,并认识到这种社会权力是人民主权的一种体现,这就从正面肯定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而不是反面否定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另一方面,把社会组织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社会组织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一定的政治权力。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政党向社会赋权主要是赋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权利。当然,政党向社会组织赋权是以政党领导为前提的,不能通过赋权而建立一支党外的反对力量,这是政党向社会组织赋权的前提条件。
从社会组织统战的角度来看,经过灌输统战意识、进行统战启蒙之后,统战部门要向社会组织进行赋权。一方面要赋予权力,承认社会组织也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主体,认识到党要依靠社会组织来开展面向社会的“地毯式”统战工作。与此同时,要通过从社会组织中发现、培养和任用党外代表人士的方式来把社会组织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性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比例,把社会组织构建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密切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联系,提高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工作的社会参与度”,这就要求改善党外干部的遴选方式,面向社会组织选拔党外干部,从社会性党外代表人士中选拔党外干部。另一方面要赋予权利,即社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权利,这就需要统战部门从经济上、资源上和组织上支持社会组织,通过基层统战部门和基层党组织支持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开展具有统战性的业务活动,构建统战软实力,同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参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等社会工作。
第三,引领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组织统战新格局。传统的统战工作只是统战部的统战工作,以统战部为主体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但是在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今天,在开放的社会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当今时代,统战工作不能仅仅是统战部的工作,也不能仅仅是全党的工作,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去,形成以党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战工作。这也就是说,党不仅要通过自身来进行统战工作,还要通过其所联合和团结的社会组织来做统战工作,形成更为广泛的统战工作网络。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两个布局,第一个布局是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会和市场,对自己所联合和团结的对象开展直接的统战工作。第二个布局是统战部的统战工作,统战部在做好日常统战工作的同时,通过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团结和引导来对社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统战部对社会组织的统战工作是间接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两个布局也可以称为统战工作的一线与二线,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的第一线,而统战部的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的第二线,一线与二线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了“一个核心、两重统战”的统战工作新格局。这个新格局能够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对统战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与新时期统战性质和特征相吻合。
四、结论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而社会组织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政党要赢得或参与政权,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社会组织化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现代政党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自身的社会支撑力量,但是当社会组织数量扩张、功能膨胀之后又会对政党形成挑战,西方选举型政党尚未找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良策。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组织挑战过程中通过开发政党资源的形式从党建和统战两个角度进行应对。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统战与新阶层统战内在关系的错位,导致了社会组织统战尚未全面展开。新时期全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战线的灌输、赋权和引领,建构“一个核心、两重统战”的统战工作新格局。                                                             


[1] 肖存良 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项目: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11CZZ011“人民政协在地方立法协商中的作用”和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2010EZZ001 “政党制度与中国协商民主——以党际协商为考察对象”的阶段性成果
[2] 参见 [美]拉里·戴蒙德 理查德·冈瑟 主编《政党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61页
[3] 社会革命时期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核心的党的外围组织。
[4] 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等。中国共产党后来把这类社会组织统称为新社会组织。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组织概念的。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在本文考虑范围之内,也不在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
[5]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8页
[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5页
[7] [英]比尔·考克瑟 林顿·罗宾斯 罗伯特·里奇著《当代英国政治》(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8]  [美]拉里·戴蒙德 理查德·冈瑟 主编《政党与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序言 第7页
[9] 参见 同上书,第69—87页
[10] 参见  [美]史蒂芬·E·弗兰泽奇著《技术年代的政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页
[11]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5页
[12] 《列宁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0页
[13] 参见 林尚立《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期
[14] 《鲜活的印记 崛起的力量——60年社会组织发展历程回眸》《中国社会报》2009年9月15日
[15] 参见 林尚立《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营利评论》第1期
[16] 如在上海,具备条件的规模以上非公企业99.9%建立了党组织。参见《上海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一百八十二万党员结构优化素质提高》《新民晚报》2012年5月10日

[17] 《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3页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4期)

[ 关闭 ]